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念、思路和举措。全党同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不断强化，形成了反腐败的高压态势，增强了全党全社会反腐倡廉建设的信心。但是，正如党中央明确指出的，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坚持整体设计、系统规划、跟进监督，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着力构建党员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长效机制，夯实反腐倡廉的社会基础。
一、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必须坚持整体设计、系统规划、跟进监督，在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系统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整体设计、系统规划、跟进监督，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显著特点，也是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战略。2013年底，党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这一指导性文件的显著特点，就是系统反腐，强调在解决突出问题的同时，系统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总的工作原则上，提出“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以改革精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坚定不移转变作风，坚定不移反对腐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要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牵头单位和协办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密切配合，多措并举，整体推进，形成工作合力”。在具体工作部署上，围绕“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个总目标，既强调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老虎”、“苍蝇”一起打，又强调做好预防腐败工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既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纠正“四风”，又坚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以深化改革端正党风政风；既要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筑牢廉洁从政思想基础，又要求严明党的纪律，坚决克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既强调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强调发挥执纪执法专门机关的作用，加强巡视工作，强化监督；既做好党内国内的反腐倡廉建设，又注重做好国际追逃工作，不使外国成为一些腐败分子的“避罪天堂”……这一切清楚地表明，党中央坚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对待，因而特别强调“整体设计、系统规划”。只有坚持整体设计、系统规划，才能在宏观指导方面保持正确，避免发生“顾此失彼”、“挂一漏万”式的错误，才能做到“纲举目张”，有效带动反腐倡廉的各项工作整体推进。
整体设计、系统规划、跟进监督，是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尽管全国形成了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但巡视情况表明，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的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地存在着。如广东省，“一些领导干部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背搞权钱交易，插手土地转让、矿产资源开发、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亲属及特定关系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些领导干部以收受红包形式受贿。”江西省，“有的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违规支配巨额财政资金给民营企业使用；有的领导利用职务影响干预司法机关办案，充当违法人员保护伞；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收送红包礼金问题的反映较多；一些领导干部和亲属子女插手工程项目反映较多，水利建设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严重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问题；高等院校正在成为新的腐败问题高发区。”山西省，“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利益，查办案件工作和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管有待加强，尚未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湖南省，“党政机关办企业、利用行政权力参与经营较为普遍，政府审批事项多、机关乱收费，一些干部索拿卡要、收受红包问题比较突出，有些领导干部与私营业主搞权钱交易，插手工程项目建设和国有土地出让，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子女经商提供便利。”透过这些问题，我们能够进一步看到：第一，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不可能靠一年二年、十年八年的高压态势就能够解决；第二，反腐败斗争是复杂的，腐败行为有“公开”也有“私下”，有“直接”也有“间接”，有“现货”也有“期权”，有权钱交易也有权权交易、权色交易，不可能只用某一种或几种反腐败方法就能够有效解决；第三，反腐败斗争是艰巨的，其中有不同思想、观念、文化的交锋，有新旧体制、机制、制度的碰撞，更有各种不同利益的纠结与博弈，甚至表现为你死我活，不可能仅靠温情和说教来解决。所以，结论只能是，运用系统思维方式和系统工作方法，通过整体设计和系统规划，从治标与治本、惩治和预防两个方面作出努力。这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构建党员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长效机制
对于反腐败来说，态度问题，决心问题，勇气问题，历来至关重要。尤其当腐败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的时候，执政党的态度、决心、勇气如何，往往成为决定反腐败斗争胜负的关键。有鉴于此，党中央明确提出，必须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零容忍的态度反腐败。所谓反腐败零容忍，就是对腐败现象毫不忍受、毫不宽容，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对腐败行为发现一起、坚决纠正一起；坚持“露头即打”，不准滋生蔓延。这样的态度、决心、勇气，不仅要体现在查办腐败案件上，更要体现在系统反腐长效机制的建立上。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反腐败，惩治腐败只是冰山水面上的事，大量的预防腐败的基础性工作在水下。如果对系统反腐的基础工作做不好，一系列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建立不起来，那么“零容忍”就可能等于零。
在政治领域，重在建立健全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腐败的本质，是滥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属于政治范畴。从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在反腐败的系统工程中，防止权力滥用处于核心地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并突出强调“强化权力运行和监督体系”。为此，确立了“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与“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两条实现途径。建立防止权力滥用的有效机制，一是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强化权力的有效制约。明确规范职权、事权，特别是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实行权力清单，公开运行流程，使权力正确行使，依法合规有边界。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进一步加强党委反腐败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着力改进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行使权力的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加强行政监察、审计监督、巡视监督。纪委派驻监督要对党和国家机关全覆盖，巡视监督要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三是强化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公职人员必须“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这样“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和“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四是强化责任追究。在政治领域，权责是对等的。共产党及党的干部，必须有敢于担当精神。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要分清党委负什么责任、有关部门负什么责任、纪委负什么责任，健全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有错必究，有责必问。对那些领导不力、不抓不管而导致不正之风长期滋长蔓延，或者屡屡出现重大腐败问题而不制止、不查处、不报告的，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不管是谁，只要有责任，都要追究责任。只有把这些机制建立起来、长期坚持下去，才能保证权力得到正确行使，使我们党在政治上保持廉洁、立于不败。
在经济领域，重在建立健全防治违法和违背商业道德行为的有效机制。一般地说，腐败总是同经济利益紧密相连的。在我国反腐败的大系统中，不仅要加强权力监督、防止官员以权谋私，而且要防治“市场腐败”，切断腐败的经济“脐带”。如果说政治腐败是公权力的滥用，表现为公职人员背弃人民的信赖和自己的诺言，违背对公共财产、公共事务妥善管理的义务，那么，市场腐败就是私权利的滥用，表现为经营者或其雇员背弃市场或权利人的信赖和自己的诺言，违背对他人财产或事务妥善管理的义务，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市场腐败的具体表现包括商业贿赂、侵吞或非法占用他人财产及其它市场欺骗行为等。其危害不仅是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市场功能失灵，而且会严重侵蚀政治领域的正常秩序和廉洁，把官员拉进腐败的泥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把腐败领域分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前者属于政治腐败，后者属于经济腐败，明确规定反腐败必须坚决打击私营部门内的贿赂行为和侵吞财产的行为。在我国，构建反腐败的大系统，必须建立健全防治违法和违背商业道德行为的有效机制。一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市场运行规则，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综合运用宣传、教育、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大力整肃市场秩序。使企业牢固树立诚信经营的意识，树立重契约、重信用、重法治、重廉洁的价值观。要制定和实施商业道德准则、职业道德准则、反商业贿赂自律准则等规范，完善反商业贿赂相关法规。三是统一执法体系，加大处罚力度，公布行业、协会范围内商业行贿者的黑名单，对有商业贿赂方面道德污点的自然人或法人在全社会进行充分曝光，公开谴责其行贿行为，建立清廉的市场经济秩序。四是在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应从制度上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保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并从微观经济领域中退出来，使党政领导干部不能插手于具体的经济活动。为此，应建立权力的市场失灵机制，即政府权力进入微观领域后失灵。政府应该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改善环境，但不能干预企业的决策，更不能从中捞好处。否则企业有权“不听”。这样才能比较好地斩断公权与私利的纽带，既有利于廉洁政治建设，也有利于廉洁市场建设。
在文化领域，重在建立健全崇廉鄙贪的有效机制。廉洁与腐败，既是一种从政行为，又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查办腐败案件的实际情况看，凡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地方，都是廉政文化建设薄弱、缺乏崇廉文化氛围的地方。如果整个社会都对官员的腐败疾恶如仇，有“人人得而诛之”的心态，腐败就不可怕，终有根除的一天；如果腐败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见腐不怪，骂娘只是因为自己沾不了腐败的光，那么，根除腐败就只能是镜花水月。建立崇廉鄙贪的有效机制和文化氛围，首先，要健全廉政文化教育机制，打牢教育的基础。按照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教育的重点，是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的整体效能，进一步扩大廉政文化的覆盖面、影响面、教育面。积极挖掘廉政文化资源，倡导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承接、与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廉政文化，在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其次，建立健全廉洁与腐败的评价机制，使广大干部群众端正对廉洁与腐败、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与腐败分子的认识，不再出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舆论。再次，建立健全崇廉鄙贪的奖惩机制。对那些优秀的廉洁干部要表彰、嘉奖，给予适当提拔重用。对受到非议、诬告、陷害或遭到打击的廉洁干部，要为他们澄清是非，消除不良影响，支持和鼓励他们继续保持廉洁。对有不廉洁行为的干部要及时批评、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而不滑向腐败的泥潭。对已经堕落为腐败分子的必须加大惩处力度。总之，要通过各种机制、办法，使廉洁的干部得到社会承认，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组织的信任，使腐败的人只能得到社会的唾弃和法律的制裁。
在社会领域，重在建立健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历来是反腐败斗争的主力军。在社会领域讲反腐败，最重要的是健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反腐倡廉的有效机制，充分发挥好主力军作用。这就要求各级领导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摆正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开辟广阔渠道。既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监督作用，又鼓励群众举报和舆论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鞭笞腐败和警示教育的双重功能。应建立健全定期协商和评议制度。凡是与群众有直接服务关系的领导机关和干部，都要同服务对象定期见面，直接听取群众评议，包括对廉洁自律情况的评议。作为普通群众，应树立“社会主人”的责任意识，以勇于担当精神，投身于反腐倡廉建设。只要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充分发动起来，并以有效机制保持下去，系统反腐就有了不竭的动力，防治腐败就有了根本保证。
三、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着力改造腐败“基因”，构筑系统反腐的社会基础
反腐败的整体设计、系统规划，基础在于对腐败现象产生原因的透彻分析，对社会基础的深刻认识。腐败与反腐败，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既反映着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实践特点，又受到一定社会发展基础和环境的影响与制约。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情况，腐败这股风来的很猛。分析其现实原因，一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和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的历史时期，各方面体制机制还不完善，有着不少缺陷和漏洞，存在着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二是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乘机而入，同我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相结合，侵蚀着党员干部的思想，造成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滋长；三是多元利益主体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日趋激烈，不法分子通过商业贿赂攫取非法利益，拉拢腐蚀公职人员；四是反腐倡廉建设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管理失之于软、失之于宽，教育不够扎实，制度不够健全，监督不够得力，预防不够有效，加上不少中青年干部缺少严格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容易受腐败病毒感染。事实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
其实，从系统反腐的观点进行反腐败的整体设计，更需要分析腐败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人们知道，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有了腐败现象，而且没有灭绝过。今日的腐败现象，并不是今日才有的，而是历史上腐败的延续和变种，有着几千年的“遗传基因”和“家族病史”。历史学家吴晗说过，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腐败史。为什么腐败会一直存在并周而复始地影响着社会发展与进步呢？通过研究我国历史可以发现，导致腐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三个，亦可称为“基因”：一是社会生产落后，可供消费的资源有限，利益争夺激烈。这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因。倘若人类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了，人们各取所需，就不可能再有腐败现象了。二是私有制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私有制及其国家的存在，是腐败的总根源，“是一切龌龊事务的温床”。三是专制制度的存在。专制制度必然导致权力的绝对化，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从腐败产生的上述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分析中，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造成目前这种腐败“易发多发”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在如何反腐败问题上，不能“就腐败讲反腐败”，必须着眼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要做好反腐败斗争的整体设计、系统规划，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不仅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建构一系列反腐败的有效机制，而且要打好社会整体进步和全面发展的基础。基础不牢，腐败难消。
坚持科学发展。发展不充分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之一，理所当然，反腐败的基础就是发展。任何企图脱离发展“反腐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幼稚的、错误的。必须明白，发展是解决当前中国一切重大社会矛盾和问题包括党风廉政问题的基础。没有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只能越来越突出，腐败现象也只能越来越严重。发展不仅是改善民生的硬道理，也是反腐倡廉的硬道理。这里所讲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核心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如一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又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具有核心地位的先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必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以调整结构为主攻方向，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务求实效。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只有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为解决腐败问题创造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
发展民主政治。在人类历史上，以“少数人说了算”为基本特征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践证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为了铲除“绝对的权力”，根本途径是建立民主政治，实现全体人民依法共同管理国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有反腐败斗争的根本性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民主逐渐多了起来，但与我们党所确立的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宏伟目标相比，与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要求相比，民主还有差距。我们深知，民主是一个过程。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不可能用几十年时间就完成民主政治建设的任务。我们要积极地“创造民主的条件”，不失时机地把民主推向新的高度。发展民主，必须遵循民主建设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建设的特殊规律。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吸收人类民主建设的文明成果，但是对别人的东西不能照抄照搬。二要有改革、创新精神。民主政治只能在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中实现。既要慎重，又要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才能走出一条中国民主化的好路、新路。三要在健全和完善民主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方面下功夫，如选举制度、轮换制度、罢免制度、决策制度等。四要坚持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人民群众“争得民主”的成果只有靠相关的法律、制度才能巩固下来、推广开去，必须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五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才能保证民主进程的健康、有序。民主政治局面的形成，将从根本上起到预防腐败作用。
建设先进文化。腐败是人类优秀文化的污染源，又以腐朽文化为滋生地。腐败是腐朽没落思想的反映，历来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即使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腐败也是在被谴责和排斥的范围内，不入主流。在今天，腐朽文化像病毒一样腐蚀干部的思想和作风，严重地败坏着党风和社会风气。反腐败，必须针锋相对地倡导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先进文化的大建设，必将带动廉政局面的大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预防腐败的基础。如果整个社会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特点，那么个别人的腐败就很难搞起来。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既明确又艰巨，主要是：在各个公民社会自治的地方和单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使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着力健全社会组织机制，完善社会管理，保持安定团结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积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创新社会治理，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可以相信，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系统反腐的目标一定能够早日实现。（邵景均）
